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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世界充满动荡不安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挑战。在此背景下，如果说COP28展示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雄心，COP29则更被国际社会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。COP29应该给国际社会信心和希望，解决全球如何“落实”雄心问题，证明国际社会具备实施手段和支持蓝图、能够团结合作推动转型。只有这样气候“雄心”才不会沦为空谈和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。

中方认为本次大会应该是一届改善履约环境、提升全球落实能力的大会（Enabling COP），着力去除导致当前气候行动“失能”（disable）的因素，回应发展中国家赖以实现气候雄心、却长期未受重视的诉求，成为一届实施手段大会（A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COP）和合作大会（A CooperationCOP），并坚持务实导向，尊重各国基于不同国情推进转型的努力。

一是坚定坚持《公约》及其《巴黎协定》。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，以及地缘冲突加剧、多国大选等带来的不确定性，多边主义是全球行动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出路。2024年是《公约》生效实施30周年，COP29应该坚定落实《公约》及其《巴黎协定》确立的目标、原则及制度安排，这始终是各方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大确定性和根基。如果这个基础被曲解或颠覆，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、不尊重国家自主决定“自下而上”制度安排，气候多边进程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。

二是实质性推进实施手段支持。当前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是气候资金等实施手段支持，这也是实现气候雄心、维系多边互信的基础。只讲雄心目标，不讲实现条件，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。COP29是气候资金谈判关键节点，应以达成有力度的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（NCQG）为重点成果，同时推动落实技术、能力建设领域支持。资金方面，首要是根据《公约》及其《巴黎协定》条款，落实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、动员资金并确保出资透明度的义务，在此基础上撬动私营部门资金。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切实兑现延续到2025年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承诺并补齐缺口，拿出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，依托NCQG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、可预测、可持续的资金支持。中方强调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、公平及各自能力等原则的重要性，COP29不应引入或实施有悖于《公约》及其《巴黎协定》有关原则的融资机制或工具，特别是COP29不应引入债务相关讨论，债务问题已经在其他平台和双边渠道下讨论推进，在《公约》渠道下引入债务，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，不利于COP29聚焦精力达成预期成果。

三是切实加强国际团结合作。近年来一些国家拉“小圈子”，借气候之名实施单边保护主义措施，构建绿色壁垒，干扰绿色产品和产业自由贸易投资，打断低碳技术转移扩散，这些行为严重损害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互信和能力，将增加不必要的负面溢出效应，提高各国履约成本。COP29应推动各方摒弃单边措施，包括美欧实施的单边主义措施，加强团结合作，为气候多边进程提供正能量和有利条件。

四是务实推进公正绿色转型。气候行动有效性根植于各国实际，只有尊重各国不同起点、发展阶段和国情能力，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框架下推进公正转型，全球才能真正实现气候雄心。COP29应落实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出资责任义务，同时以促进性、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，为各方搭建交流履约行动进展和最佳实践的平台，促进各方积极务实、重信守诺、合作落实《巴黎协定》，而非一味追求设定减排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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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报》共4.7万余字，主要包括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实践、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制度、国土空间自然生态评价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行动、绿色地球中国贡献五部分内容，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生态治理发展历程，发布了陆海一体的自然生态基本国情，展现了生态保护修复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，彰显了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。

《公报》展现了我国坚持以“制”促“治”，在生态保护修复法制、政策、规划、标准等方面的重要制度性成果。《公报》显示，我国生态保护修复法律法规逐步健全，政策制度持续完善，多元化投入机制不断创新，规划体系基本构建，技术标准有序建立，国家生态保护修复“四梁八柱”制度体系不断完善，助力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，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。

《公报》评价了我国自然生态基本国情，发布了大气水、地表水、海水、成土母岩（质）、土壤、气温等自然生态背景状况，林地、草地、湿地、耕地、海洋等自然生态特征，水土流失、土地沙漠化和沙化、土地石漠化、冻融型土地退化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土地损毁、海洋生态灾害等生态风险状况，陆域生态基础分区、近海生态分区及特征，为分区分类、科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基础支撑。

其中，“严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”主要突出了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，重点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、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、优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、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、开展重要生态空间自然资源确权登记、强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、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、加强自然生态监管和执法督察等全链条管理的重要进展。